【编者按】当房价高企成为全球性难题，一种古老而新颖的居住模式正在悄然回归——多代同堂。这不仅是经济压力下的无奈选择，更折射出当代社会家庭结构与财富传承的深刻变革。年轻一代在住房梦想与现实困境间挣扎，年长者则在传统观念与现代生活间徘徊。本文通过一个悉尼家庭的真实故事，揭示多代同堂背后的经济逻辑、代际差异与社会变迁。当“父母银行”逐渐演变为“父母房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居住空间的共享，更是亲情纽带与生存智慧的重新编织。然而专家警示，这并非解决住房危机的万能钥匙，而是时代洪流中家庭自救的缩影。

核心摘要

随着住房成本飙升，多代同堂的吸引力正在增强——但澳大利亚年轻人和老年人对此态度分化明显共享住房能帮助家庭控制开支，但这并未触及住房危机的根源

最新调查显示，随着住房成本飙升，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年轻人开始接受多代同堂的居住模式，但年长一代对此仍持保留态度。

36岁的抵押贷款经纪人丹尼尔·卡明斯基与妻子莫妮卡在2023年结婚前几年，于悉尼购置了一套公寓。

“一切看似顺利。我们当时只是慢慢偿还房贷，”他说。

但当这对夫妇开始规划要孩子时，情况很快发生变化——他们发现预算可能无法承担生育带来的额外开支。

“我们意识到可能会有些吃力。于是晚餐时我们和全家人，包括我妻子的家人……一起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回忆道。

就在这时，莫妮卡的祖母玛丽亚提出了一个想法。

“玛丽亚举手说：‘你们何不搬来和我住？我公寓很大，占不了多少空间。’”

丹尼尔转述她的建议：“‘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你们在这儿生孩子，至少住满12个月。攒够积蓄，把房子租出去，等条件宽裕再搬回去。’”

“有趣的是，搬进去两周后，我妻子就发现怀孕了。”

他表示这种安排本是短期方案，如今却变得不可或缺。

“这让我们真正学会了精打细算，本质上是以更传统的方式应对生活成本，”他说，“也让我们保住了自己的房产。”

通过与81岁的玛丽亚分摊开支，加上租金收入的缓冲，这个家庭稳定了财务状况。

“租金收入……让我们银行里多了些存款，有助于应对任何潜在的生活成本上涨。”

这种模式还实现了照护责任的共享。

“孩子出生头几个月作息混乱时，我们俩都睡不好。有玛丽亚在身边特别有帮助——我们可以把孩子交给她，偶尔还能吃上热饭。”

同一屋檐下的生活图景

金融服务公司AMP的新研究发现，在接受调查的2000名澳大利亚人中，55%对多代同堂持开放态度。这种模式指父母、成年子女，有时包括祖父母或其他扩展家庭成员共享住房、整合资源以降低开支。

支持度的增长主要来自年轻群体。许多年轻人在房价利率双高的背景下，正艰难尝试进入房产市场。

AMP退休事务总监本·希利尔指出：“随着住房压力加剧及澳大利亚文化日益多元，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澳大利亚梦’。他们看到同龄人买房者越来越少，‘父母银行’已是老生常谈，而我认为‘父母房屋’将在确保年轻人获得可负担、安稳居所方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20-39岁的受访者中，68%支持与家人同住，而65岁以上群体中这一比例仅为39%。

女性和单身人士也更倾向支持多代同堂模式，支持率分别为58%和61%。专家指出这反映出单收入家庭往往更难消化上涨的成本。

财富分化重塑居住期待

对共享居住模式接受度的提高，正发生在代际财富差距扩大的背景下。

年长的澳大利亚人（尤其是婴儿潮一代）受益于数十年的房价上涨，而首次购房者面临更高的准入壁垒。

AMP研究显示，20-39岁的澳大利亚人中，38%期望依靠遗产进入房产市场。

但希利尔指出，预期寿命延长正在推迟财富的代际转移。

“遗产正越来越多地传给50多岁、60多岁甚至70多岁的受益人。这打破了我们过去依赖‘父母房屋’的传统——即父母离世后房产自然继承。现在遗产继承的时间点往往不如三四十岁时继承来得及时，那时孩子尚幼，住房压力正大……而多代同堂有助于弥合这个时间差。”

他表示这一趋势也反映出更广泛的财务信心问题，尤其在退休规划方面。AMP《2025年退休信心报告》发现约半数澳大利亚人对退休生活有信心，这说明财务稳定不仅取决于养老金余额。

“房产所有权是影响退休舒适度与信心的关键因素之一。坦白说……我认为房产所有权甚至是决定退休生活品质的首要因素，比养老金余额更重要。”希利尔强调。

专家警告：非长久之计

尽管多代同堂日益流行，房产专家警告这并非澳大利亚住房挑战的结构性解决方案。

房产市场评论员伊莉莎·欧文表示：“遗憾的是，在当前新房供应严重不足且建设周期长、交付难的背景下，这对部分人可能是唯一选择。”

她指出这种模式虽能提供短期缓解，却未触及根本问题。

“核心问题在于房价以及近期租金的增速持续超过工资增长，这意味着低收入群体和单身人士尤其容易被抛在后面。他们的购买力和借贷能力都更有限。”

欧文认为需要从供需两端实施长期措施来缓解 affordability 压力。

“持续增加新房供应非常必要，但也需对需求端加以调控，防止房产过度集中在少数富裕买家手中。”

她表示长期解决方案还应包括规划改革，例如不仅聚焦高密度住宅，也为想要独立住宅的人探索扩展城市边缘等选项。

“理想情况下，住房体系应允许人们按意愿生活——可能是多代同堂，也可能是独立居住，可能是合租，也可能是自有住房……我们需要创造自主选择的空间。”

社会观念的悄然转变

多代同堂并非新概念，全球许多文化已有数百甚至数千年的实践历史。

人口学家指出，这种居住模式的转变折射出澳大利亚社会的深层变化，包括文化多样性及对家庭生活态度的演进。

人口学家马克·麦克林德尔告诉SBS新闻：“这消除了年轻人与父母同住的社会污名。现在20-24岁人群中，近三分之一即使工作经济独立，仍与父母同住，增幅显著。”

他还表示人生经历的变化也在影响澳大利亚人的居住选择。

“年轻人结婚和组建伴侣关系的时间大大推迟，生育年龄从20+推迟到30+，受教育时间延长导致开始赚钱的年龄也更晚。所有这些都使得与父母同住比过去更具合理性。”

麦克林德尔指出，多代同堂虽有责任共担、强化家庭支持网络、维系代际联系等社会优势，但也存在挑战。

“我们看到中年父母面临双重压力——既要照顾成年子女，又逢自己父母年迈需要照料。50-60岁的X世代可能同时承担养育子女和赡养父母的责任，这会造成情感与财务的双重压力，户主需要为更多人支付账单。”

机遇与张力的平衡术

专家建议，考虑多代同堂的家庭应注重沟通与规划。

麦克林德尔说：“关键在于每个家庭成员都需承担责任、维持家庭运转，而非像童年时期依赖父母，或视其为免费/低价租房安排。”

希利尔认为，就财务、期望和责任进行开放对话有助于避免冲突。

“与普遍认知相反，婴儿潮一代其实认为年轻一代处境更艰难，或至少和他们年轻时一样不易。但同样，他们自身也缺乏信心。年轻人看到父母退休时并未获得应有的安全感。”

对丹尼尔一家而言，这段经历总体是积极的——但他承认这并非完美解决方案。

“目前行得通，”他说。这对夫妇希望扩大家庭规模，这可能意味着再次搬迁。

“我们暂时没有搬迁计划。或许会在岳父母住处附近增建祖母房，以备未来生育二胎时需要额外空间。”